论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角色定位

电视节目主持人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角色特征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乃至示范性。因此，主持人角色在传播媒介的作用下呈现为受众的潜意识的心理参照系，是受众将理想角色投射与对应到主持人个体上而形成的。如果当这种比照是符合受众拟定的理想角色要求的，那么这种主持人角色将得到受众的认同、赞许和褒扬。反之，如果这种比照是错位甚至相悖的，那么这种主持人角色将遭到受众的批评、反对和否定。本文拟对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角色定位问题进行探讨。

一、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正确定位

众所周知，节目主持人这个电子时代的宠儿发源于美国。1952年随着美国“电视天才”唐·休伊特将“最后一棒”形象地引进电视传播领域，随着沃尔特·克朗凯特以资深记者的老到将“最后一棒”隆重推出与成功尝试，加上大众喜爱的传播媒介电视的发扬光大，节目主持人从此开始了在电子传媒上飞速地、超国界地发展。

我国的节目主持人是上个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的新闻媒介长期以来一直是作为一定社会团体的宣传工具而存在，它在整个社会功能系统中往往表现为工具性的一面，忽略了人和人格方面的因素，使受众所接受的信息都是经过媒介大量复制后的抽象化符号。甚至在一段时间里连编辑、记者、播音员的名字都不许提及，更不用说以“栏目人格化”为基本特征的主持人节目难以获得生存空间。1980年召开的第十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吹响了“自己走路”的号角，一种新的节目样式——主持人节目悄然问世。从此，一个新的工种——节目主持人悄然诞生了。

现已查明，我国正式打出“主持人”字幕的电视节目是中央电视台l980年7月l2日开播的“观察与思考”，播音员出身的庞啸作为节目组被批准出镜的5名记者之一首先作出了尝试，第一个节目《北京居民为什么吃菜难》播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而掀开了我国电视史上新的一页。

随着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正大综艺”的先后推出和红火，倪萍、杨澜成为耀眼的电视明星，与赵忠祥一起被视为中央电视台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的三大“台柱”。而l991年11月18日开播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望长城》，片中客串的主持人焦建成反璞归真的本色主持，使中国的电视主持艺术产生了质的飞跃。后来，中央电视台相继推出的“东方时空”、“一丹话题”、“焦点访谈”等，在节目成为名牌栏目的同时，造就了敬一丹、水均益、白岩松、方宏进等著名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主持人。l996年4月28日，“实话实说”和崔永元的组合，将中国主持人的主持方式、谈话技巧、形象塑造都向前推进了一步。崔永元的幽默谈吐、灵活应变和至真至善的常人心态，感动、吸引了无数观众，“实话实说”和崔永元一同走进了观众的心中。

从中不难看出节目主持人是电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也不难看出主持人与节目之间的关系：“节目是主持人的依托，主持人是节目的体现者、代表者、主宰者，是节目的延伸：主持人因节目而受到关注，节目因主持人尽显魅力，两者相得益彰、唇齿相依，离开特定的节目，主持人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①因此，节目主持人的角色定位应该“是一台节目的串联人，处于节目的主导地位，是某个节目制作群体的中心人物。”②他需要丰富的知识和较高的文化素质，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创造性的临场发挥才能。

二、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角色现状

综观现阶段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具体表现，他们对自己的角色并没有做到正确定位，弥漫在主持人中间的许多不良现象就是最好的说明。主要表现如下三方面：

一是平庸，缺乏创造力。“创造力是明星主持人必备的素质之一。”③大凡世界级新闻节目主持人，都有着非凡的创造力。目前，我国的新闻节目主持人不少，但有创造力的主持人除中央台外却很少，很多主持人连构思节目、主持方式都模式化、程式化，省级台的主持人模仿中央台的，地(市)级台的主持人又模仿省台的，从而形成了“宝塔式”模仿怪圈，根本就不可能指望他们有独创风格，有比较深刻的理性思考能力了。

二是浮躁。当今电视普遍充斥着表现形式迎合、趋附之风，缺少文化见识和独立品格的弊病暴露无遗。20世纪90代中后期，电视以访谈为主要形式的节目类型兴起以后，由于节目形式多种多样，有纯粹的人物专访，有记者和嘉宾论事说理的访谈，有多人访谈，有两人访谈。节目的内容也丰富多彩，有讨论国家大事、分析局势动态等等，颇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因而从中央到地方纷纷推出了“访谈”、“聊天”、“名人侃”、“专家说”等谈话类节目。这在满足广大观众需要的同时，由于各台几乎是一哄而上，少有自己的风格、品位和特色，因此也出现了怪现象，特别是各地方台的主持人以卖弄口才、调侃嘉宾为荣，貌似真实自然、超然事外，实则思想肤浅、哗众取宠，甚至还出现了不少问题。这些，都是主持人没有个性和风格，心浮气躁带来的消极结果。

三是媚俗性。中国目前所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文化导向和文化批判防止和矫正庸俗化倾向。电视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阵地，理应担当起这个重任。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国不少主持人对庸俗化倾向采取的不是批判的态度，而是逢迎趋媚的态度，消解崇高、摧毁英雄主义是家常便饭，拿肉麻当有趣、视鄙俗为新潮更是区区小事。这些在综艺类节目中尤为突出：比如以惩罚嘉宾、折磨幼童为乐事，一会儿是芥末、榴莲、葡萄搅拌让嘉宾吞食，一会儿让护士反复给孩子洗澡，或者干脆让演员当上一回“空中飞人”；有的让演员手上拴根绳子，哆哆嗦嗦吃蛋糕，结果弄得满脸奶油；有的还让嘉宾大唱被改后已严重串味的《国际歌》，有的主持人甚至当场“戏说”一把“杨白劳与黄世仁”等。以俗为荣，以俗为美，主持人就这样为庸俗化推波助澜。

三、电视节目主持人角色偏离的原因

我们认为，造成电视节目主持人角色偏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节目主持人的整体素质不高。当今电视界，不少节目主持人实质上是改变了人称和语调出场的播音员，许多台把报幕员、抛头露面的解说员以及节目预告者，也冠以“主持人”头衔。有的甚至在一个根本没有主持人出现的节目里，竟在片尾把画外解说员打上“主持人 ×××”的字幕。这种把“主持人”的名称到处乱加的现象，使人搞不明白何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另外，我国现有的节目主持人大体上来自于转行的播音员、影视明星或是特邀专家名人。这就使得我国的节目主持人综合能力差。事实上，并不是任何一个播音员、记者或者有表演专长的专门知识的人，都能胜任节目主持人。这一职业有它自身的性格要求和素质条件。它需要从业者具有综合能力。实践证明，名人明星不一定能做好主持人，但一个优秀的节目主持人却一定会成为超级明星，他依靠的是高智能的头脑和高水平的综合能力。另外，我国不少的节目主持人在从业过程中，心浮气躁，把很多精力放在如何从众媚俗上，而不能继续学习有关的文化知识，不能及时地吸收文化营养。因此，他们的文化素质没有通过电视实践而提高，反而有很大下降，从而导致主持人不能站在较高的文化层面上去分析社会问题，把握时代精神，对社会、人生和文化的理解缺乏深度；导致主持人热衷于迎合世俗社会中消极、颓废、庸俗的东西，缺乏文化前瞻性和文化批判，更少有文化创新意识。

二是节目主持人的急功近利思想所致。电视是最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它的快捷性是任何其他传媒所难以企及的，它能够把整个地球联结成一个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这应该说是电视的一大优势，然而在追求快捷、完成急就章的过程中，电视逐渐失去恒久的文化魅力。为了图快，为了名利，主持人在看待事物、分析问题时只注重或停留在表面层次上，不能全方位、多角度地对事物进行立体认识，这必然导致节目缺乏深度，显得浅薄。同时，为吸引观众，很多主持人不是在节目主题思想、文化内涵和情感挖掘上下功夫，而是沉迷在花样翻新、搜奇掠异之中，以至能想到的花招都被主持人塞进各种各样的节目中。于是，观众看到的只是花里胡哨的文化快餐拼盘，看起来很美艳，但食之无味，更经不起仔细的咀嚼品尝。因而，电视受众的文化消费只能以刺激、喧闹、放纵的娱乐和消遣形式进行。

三是各台的管理体制还存在问题。一方面由于目前广播电视部门用人机制缺乏活力，使得用人单位因人设事、因人设岗，到了主持人队伍中就出现了因人设节目的问题。干好干坏一个样，不管节目质量如何，收视率高低，节目照样播出。这样一来，无形中就导致了主持人贪图安逸、遵规守旧、不思进取的局面，也影响了名牌主持人的涌现。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台不顾自身情况，不量力而行，而是盲目跟风、模仿，开办了众多栏目，导致主持人严重不足，为了应付节目播出，现有的主持人不得不疲于奔命，在新闻、社教、文艺等不同类型的节目中来回穿插，致使主持人只能跟着感觉走，根本谈不上什么个性和风格，更不用说有什么创造性的临场发挥了。于是出现电视节目特色与主持人风格之间的不协调。

四、电视节目主持人调整角色偏差的对策

首先是提高文化素养。尽管电视文化被认为是一种大众文化，但它毕竟是文化，这就决定了其核心仍是文化的含量。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电视节目，无不打着文化的烙印。社教类和文娱类节目本身就有很强的文化属性，具有较强的文化辐射、文化灌输、文化导向、文化批判和文化创造等功能，是电视节目中最有文化内涵的部分。至于电视新闻这一主体节目，表面上看似乎与文化无关，但实际上，新闻的选择、报道的角度、评论的立场和观点都带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文化传播理念。信息服务类节目虽然不以文化为直接使命，不直接承担文化素质，但在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做到满足于广大受众的服务需要，另一方面还要努力传播新型的包括企业文化在内的亚文化，帮助受众培养审美情趣，努力争取与受众获得文化上的认同，使受众获得文化上的满足，并达成文化志趣的一致。因此，作为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只有不断学习，大力提高文化素质，才能正确把握好自身的角色定位，对一切节目都应付自如，不至于平庸，不至于捉襟见肘，当场出丑。著名的主持人白岩松、敬一丹在主持节目时那样成竹在胸，充满自信，如果没有丰富的知识和文化素质，是绝对做不到的。

其次是增强传播责任感和使命感。电视和其他传播媒介一样，总是隶属于某一政治集团的，是政治集团的喉舌。除了报道政治集团的活动情况外，还要反映它的愿望、要求、社会理想、价值观念、道德意识等众多文化层面的东西。中国电视当然也不例外。大家知道，意识形态是文化的一个重要领域，为意识形态服务，是电视发挥文化功能的一种重要形式。因而，我们党的政治、法律、伦理、哲学、历史、宗教等意识形态的传播，除书籍、报刊、宣传材料、广播等外，更多的是通过电视来达到的，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只有强化传播的责任感，才能更好地为意识形态服务，才能矫正从众媚俗的心态。

与此同时，主持人在传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中肩负着重要使命。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内蕴使中国一直保持着文明的传统。这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文化精神，是一股强大的凝聚力量，是强大民族不可或缺的精神因素。“节目主持人实际上早就充当了舆论领袖的角色，”④因而，中国的节目主持人应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同所有电视人一道担负起这份责任，使中国的优秀文化世代传承。同时，中国还需要吸收外来文化。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世界已经整合成一个整体，各民族的发展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各民族必须广泛地加强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在向外传播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精髓。因此，不管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国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都应当做一名排头兵。

其三是强化内部管理，健全激励制度。前面提到的两点都是指主持人通过主观努力来调适角色差距，客观上我们也应该为主持人创造条件，让主持人队伍健康成长，与观众期望的角色定位相吻合。

第一，建立新的用人制度，不拘一格用人才。随着电视事业的发展，电视领域需要大量的主持人，除了学院培养外，各地还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如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对选中的合适人员则根据他们的播出效果和在工作实践中所体现出的综合能力，以合同、签约的方式随节目进出，不搞终身制，从而使那些有志于电视事业，又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才成为某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另外，还可以鼓励台内其他有条件的从业人员积极投身到主持人中来，以及采用节目收视率末位淘汰制等。这样，就会逐步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竞争局面，给台内现有的主持人以危机感和紧迫感，迫使所有的主持人改变以往那种在资格、背景等“保护伞”下悠哉游哉，但求无过，不求进取的想法，而去孜孜不倦地学习，刻苦钻研各自的业务，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业务素质，努力使自身的风格与电视节目相一致。

第二，建立激励机制，积极推动创新。激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或内在动力的手段。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激励，就不会有活力，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主持人也不例外。为此，台内应当建立健全的岗位责任制，对主持人的思想道德水准、业务能力、工作表现等进行全面考核，并与其经济效益和精神奖励直接挂钩，从而使“利益”分配制度更趋合理化。尤其是对有创新能力的主持人，包括节目创新，题材创新，形式创新等，给予重奖，并在职称评聘上、节目的选题上给予优先，同时对一味守旧、没有个性、节目缺乏生气的主持人进行警告、处罚，直至下岗，迫使主持人不断创新。

第三，建立教育培训机制，不断提高主持人素质。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电视节目主持人整体素质不高的状况，这就要求主持人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除了提倡主持人自学外，有必要建立主持人教育培训机制，用制度督促主持人不断掌握新知识，掌握各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特别是电脑操作，实现人机对话、人机互助、人机并用。有意识、有目的地培养主持人对姊妹艺术的借鉴，兼收并蓄，汲取其他艺术门类中于“我”有用、有益的创作方法，触类旁通，恰如其分地运用在主持艺术中，为我所用。同时，通过送出去、请进来，向兄弟单位学习，主持人之间定期轮岗，组织优秀主持人进行业务讲评等有效手段，促进主持人队伍“讲学习、求进取、出精品”的良好风气的形成，认真“扮演”好自身的角色。

诚然，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角色定位，因节目类型不同而有所区别。但主持人在任何节目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样的，对他们的角色要求也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