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女孩儿刚刚从废墟里被救出来,说不出话来。医生说她有心力衰竭的迹象,需要马上急救。这个时候,某电视台的记者居然把话筒对着女孩儿反复问:“你现在有什么感想?”以人为本,其最精神内核是尊重生命。是被采访对象的生命重要,还是新闻信息的采集重要,与其说是媒体和记者的选择,不如说是受众的选择。“当采访工作与人的生命权发生冲突时,应放弃新闻工作者一贯坚持的‘新闻本位’的新闻价值观,这时新闻工作者的人文关怀应集中体现在对大众生命权的负责上。”同理,受众的知情权可以稍稍延后,而被抢救出来的女孩的生命安全,刻不容缓。记者的采访和医生的救治“争分夺秒”,所获取的新闻信息越多,对被采访对象的生命威胁越大。
CCTV记者许波在直播时进入手术室,采访采访即将要进行手术的已消毒完毕的医生,将其手术衣污染,医生怒不可遏,喊道:“你把我搞脏了!”许波依然不走,继续问医生已躺在手术台上麻醉好的病人的伤情如何……徐波代表的是亿万电视观众和电视直播的正常进行。站在记者的立场,其采访无疑非常敬业。怎奈这种采访的“成功”,牺牲的是手术医生的手术时间和病人的生命。这样的采访活动,已然越位太多。除此之外,越位式采访,还表现在对抢险的军人和志愿者的现场采访。有位被采访的军人大声说:“我不想说。”这个有声的抗议,无疑是对越位式采访的抗议。越位式采访,表面上看记者也是在代表其背后的受众提问,实质上是记者自私的表现。新闻采访,当坚持“有所抢,有所不抢”的原则。
(二)极限式采访
新闻采访是记者为收集新闻素材而进行的调查研究工作,是了解新闻事实的重要手段之一。衡量一个记者的标准,首先看他(她)会不会采访。采访有度的要求。这个度,又是多维的,既包括记者提问的时间限度,也包括话题的范围限度,还包括被采访对象能够容忍的限度。适度的采访,采访与被采访者之间可以达到最佳的状态,进而取得较为理想的采访效果。超出这个度量的范畴,属于极限式采访,受伤害的往往是被采访者。
在大地震采访中,极限式采访的例子屡见不鲜。某电视台曾播出一则报道。记者问一个被压着的男子:“你是哪点遭压到了呢?”被压男子:“全身都遭压到了。”(只露出个头)记者:“那么,你现在还能呼吸不呢?”男子:“还能微弱呼吸,你快点喊人来救我嘛。”
记者希望被建筑物压住的幸存者提供有价值的新闻信息,而被困者希望记者能够通知救援队尽快解救自己。当事记者的采访,是建立在被困者的险情尚未排除的情况下。再问被采访对象还能否呼吸,已经纯属多余。不停地和被采访对象交谈,记者耗费得起时间,被困者却实在不敢恋战。一句“你快点喊人来就我嘛”,显然是被采访者终止采访的“逐客令”,从一个侧面表明极限式采访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再看一个极限式采访的典型例子。
在水泥板下埋了72小时后的陈坚,身体已经严重虚弱。四川电视台某记者却不停地和他说话。为了配合直播,还拨通直播间的电话连线让陈坚说话。记者的现场煽情,使陈坚的情绪一直处于非常亢奋的状态。当他被救出时,体力已经消耗殆尽,最后离我们而去。
陈坚离开人世后,网上对采访他的记者批评很多。在记者看来,和陈坚聊天,鼓励他活下去,是在尽起码的人道主义义务。然而,因为记者缺乏医学常识,导致动机和效果无法统一。究其原因,在于当事记者为挖掘新闻,不惜耗费身体极度虚弱的被采访对象的有限的精力。最终,虽然记者和陈坚的对话被当作宝贵的视频资料广为传播,而受众分享这一信息的代价是陈坚的生命。超出生命极限的采访,显然是地震采访中最大的败笔。
极限式采访是新闻记者的禁区,不能涉足。这是因为,“人的一切权利,包括劳动权和休息权,均以生命权作为前提。生命的神圣性应当是全社会的共识,所有人都应当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请自我检查一下我们的报道,有没有对生命的轻视倾向,有没有对死亡的麻木?不论使用多么革命的语言、多么富于情感的语言来描写死亡,在和平时期,任何东西都没有任何理由凌驾于人的生命之上”。
(三)求真式采访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采访活动收集信息,同样以信息的真实性为前提。但信息的真实,需要记者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去伪存真,进行甄别,而不能苛求被采访对象说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