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目前中国建设面临的重大任务。构想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毋庸置疑,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但人们普遍都有这样的共识:舆论在其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新闻媒体能否扮演好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积极舆论的角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这其中,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将承担着不可推卸的使命。
但是不可否认,当前有很多新闻记者缺乏社会责任感,引起了公众的质疑和不满。而且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深、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西方文化的进一步融合,中国媒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站在采访第一线的新闻记者更是面临了巨大的挑战,公众对新闻记者社会责任感的种种讨论与质疑也不绝于耳。那么,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感都面临了怎样的争议与挑战?我们又应该怎样应对呢?本文将就这一话题进行探讨。
一、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感的定义与意义
(一)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感的定义
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感是指从事新闻职业活动的人员对其职业行为所产生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意义所应承担的责任。社会责任感是构成新闻传播活动的基础,它是新闻工作者基于一定的政治立场、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业务水平,在内心信念和道德责任感的驱使下,自觉履行的对事实、受众和社会应尽的职责、使命和任务。在很多情况下,报道本身的技巧并不是很重要,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神圣的职业道德感,在采访和写作时,才能摆脱狭隘眼界的束缚,跳出就事论事的藩篱,站在纵观社会全局和历史发展的高度上,把握和反映时代精神。
综合广大新闻学者和新闻实践者对记者社会责任感的诸多理解,我认为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感就是:根据人们最关心的问题,通过客观真实的报道,提供关于事件和问题的全面公平的信息。 新闻记者要以关注民生、同情弱者为己任,具有公平心和正义感 。
古今中外,凡是有成就的受人民欢迎的记者,无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美国记者里德为了向全世界展示十月革命的真相,冒着枪林弹雨采访,写出了《震撼世界的十天》;斯诺为了反映中国人民的抗战情况,只身深入大西北,写出了举世闻名的《西行漫记》。范长江认为,记者在精神上应当谨记职业的神圣,一管笔除了服务于国家人民的公共利益之外,不容曲用。新华社记者陆拂为一直勉励自己:“自觉站在历史的窗口,正视现实而不回避矛盾,坚持真理而不随波逐流。”
(二)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感的意义
新闻记者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由新闻工作的性质和功能决定的。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它通过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是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新闻工作关乎正确的舆论引导,关乎真实地反映人民的心声,关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新闻记者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当前新闻队伍建设的迫切需要。新闻队伍总体上看来是好的,但也存在着极个别的害群之马。个别人在当前的改革大潮中,是非不清,方向不明,社会责任感缺失,其所作所为,给新闻工作带来了负面效应。有的人把新闻工作当作捞取私利的工具和手段,见钱眼开、唯利是图;有的人为了追求“轰动效益”,迎合低级趣味,不顾社会影响;更有甚者,无视新闻工作最基本的要求,炮制假新闻,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新闻记者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维护当前安定、团结大局的需要。维护安定、团结,新闻工作的社会责任首要的体现在正确的舆论导向上。把握好舆论导向,就要讲政治,讲大局,讲责任。新闻记者要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要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一切从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出发。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切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为营造安定团结、蓬勃向上的大好局面,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感面临的争议与挑战
(一)由道德与职业的冲突引发的争议
对于任何行业的人来说,恪尽职守是第一位的,新闻记者因其职业的特殊性,对社会负有舆论监督和引导的特殊责任。但是作为一个公民来讲,尊重生命以及他人的基本权利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新闻记者面对危险状况的机率是很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记者是应该坚守本职工作完成采访任务,还是应该以生命为重放弃采访?这就引发了道德和职业的冲突。
23岁的河南女记者曹爱文放弃采访、救助落水少女的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数千名网友都参与讨论了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记者是应该先救人还是先采访、新闻第一还是救人第一、真诚还是作秀?多数意见是:在危难关头,记者不应该是个看客,不应该不顾他人的生命去作报道,生命才是第一位的。由此曹爱文也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女记者”。
厦门一家媒体摄影记者在水坑旁守株待兔,抓拍一名骑自行车的人在风雨中摔倒的情景,曾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很多网友对记者这种做法进行谴责。曹爱文救人事件与这个事件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两种现象都引发了人们的讨论与争议,那么到底救还是不救?帮还是不帮?当记者的社会责任感遭遇职业守则时,该何去何从?
这些事件之所以会引起大规模的讨论,主要是对记者职业理解的偏颇,同时也有新闻记者没有把荣辱观搞清楚并且贯彻到新闻工作中去。也许争论还将进行下去,但是我认为:曹爱文失去的是一条好的新闻线索,但她唤起的是全社会的责任感。一个好人不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但一个优秀的记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在遇到危难时,记者的职业再神圣,也没有权利见危不救,绝不能以职业的理由袖手旁观。如果有能力而不去救的话,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新闻记者。
(二)由隐性采访带来的思考
隐性采访,是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的方式,或者以其他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而并未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 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记者是敢于揭露黑暗、丑恶和暴力的,但情况是,往往越美丽、虚假的现象浮于表面,而那些丑陋的、不为人知的真相掩藏在深处。在这个时候隐性采访就成为了新闻记者的好方法。
暗访可以采集到公开采访了解不到的新闻事实,便于更好地对违纪行为和不良现象进行暴光。如南京冠生园月饼事件曾在社会上被吵得沸沸扬扬,最先披露此事的《焦点访谈》采用的手段就是暗访的一种,即偷拍偷录。
近年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新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正式实施,按照这一《规定》,在不违背社会公德和侵犯隐私的情况下,新闻记者“偷拍偷录”是合法的,所取得的证据也会被酌情视作法律依据。
不过,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正反两方面一样,暗访在取得较好新闻效果的同时,也因其涉及到采访手段的非常性,极易产生一些负面的效应,引发法律纠纷,导致各种新闻伤害问题的发生。
现在社会上有了“防火、防盗、防记者”一说,这最后一防是怎么来的呢?有人说是大量的偷拍、偷录的出现,造成了媒体业的信誉的丧失。
由此,也引发了另外一个讨论的话题:那就是新闻真实与保护隐私之间的争议。隐私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隐私的主体希望隐私“不为人知”,而新闻报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让新闻信息“广为人知”,这两个显著的特点构成了新闻报道要求和隐私权的要求的严重冲突,冲突的结果,如果新闻媒体对事实加以报道,必然对公民的隐私权构成伤害。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其实,这个时候更应该强调新闻记者的自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在总结成功的隐性采访经验时,不应在媒介强大威力面前自我陶醉,过高评价暗访和偷拍偷录的作用,而要在各种违法行为和不良现象前作出理智地冷静地分析,以便更好的把握各种平衡,切实发挥隐性采访的作用。
(三)新形势下的新挑战:谁为血性新闻记者的安全买单
不少新闻人常不无自我揶揄地说:只有找不到工作的人才当记者。当前媒体人才的高流动性使得媒体真的成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个个新闻骑士们来来往往,将自己的青春和激情挥洒在这里,但网上“当我们打不动跑不动时,我们的晚年在哪里”的发问让人痛心。
如果仅仅只是物质层面上的家还好找,而精神层面的家却更难寻。一些写批评报道较多的记者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苦孩子,精神上极度困惑迷惘,虽有众多读者的叫好,但仍时不时地有孤独之感,这些血性记者在默默地自生自灭着,正如《南方周末》记者翟明磊在其辞职信中所说的,为新闻而来,为新闻而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时常困惑着每一个良知尚存的记者,他们为此郁闷着。台湾人力银行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广告媒体传播业”从业者的忧郁指数在各行业中最高,国际劳工组织(ILO)发现,职场中的忧郁症仅次于心脏病,成为“员工无法工作”的第二位因素,是又一新兴的“职场杀手”。新浪网的调查 也显示,国内大多数新闻从业者处于亚健康状态。
广州南方日报记者梁文祥在自家小区门前遭两男子袭击,导致肋骨骨折、大脑积血。梁文祥是广州职大2000届摄影系毕业生,他抱着一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买下保险,写下遗书,孤身深入毒窝,以他手中的摄影机直言纪录了广州火车站周边一个肮脏、丑陋的吸毒群体,历时30多天,冒着生命危险,摄下1000多 张触目惊心的照片。《南方日报》以“茫茫人海见毒瘤”为专题,用一个版面登载发表了其中部分作品,引起社会的震动和关注。其后举办的专题摄影展览,也在反毒宣传中取得了极大的社会效应。据悉,他多次受到被揭露对象的报复,生命安全遭遇了严重威胁。
在对恐吓、暴力侵害、生命危险甚至威胁到亲人朋友的安危之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应该怎样选择。是坚守自己的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还是明哲保身?记者这一职业向来就被社会寄予了极高的期望,被人们称为社会的良心。社会在对记者抱以极高的期望的同时,是不是也该为这颗良心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三、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感面临争议与挑战的原因
当前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感之所以面临诸多争议与挑战,原因有很多,综合概括一下主要是由两点原因造成的:
一是新闻体制的问题。新闻记者是一个高危险职业,在平安社会里,他们要深入报道繁荣社会中的阴暗面;在动荡社会中,要报道冲突双方的激烈对峙,难免有不安全的时候,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作为一个新闻记者,要准备好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在第一时间冲到前面,在一个法制社会里,由于社会体制的健全和全民的认知程度较高,相对比较安全,但在一个建设中的民主与法制社会里,这就很难说了。有正义感和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往往最容易受到伤害。与大多数媒体和有关部门对记者保护问题的漠然无为相比,一些商业保险公司倒是反应较快。太平洋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将要推出记者险,保障的范围包括意外事故伤残保障、意外伤害医疗保障等,但这一险种仅面向团体出售,个人无法购买。另外,吉林、深圳等地的保险公司也都已推出了记者险,目前来看,新闻单位买者寥寥。应该说,部分新闻记者的堕落、媒体的不健康发展,都与社会对他们的“保护”工作不到位有关,正如一个孩子的学坏与家长的监护不力密切相关一样。我认为,强化媒体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媒体竞争的市场化,是医治记者职业道德下滑和媒体社会责任感缺失的有效措施,也是对“社会的良心”最好的保护。
二是新闻记者自身的问题。记者被誉为“无冕之王”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因此有些记者就飘飘然起来,认为自己了不起,走到哪里都耀武扬威。有一位编辑记者为中国记者们和广大读者献上了一篇题为《记者咋成了弱势群体?》的文章,为记者这个社会群体合理合法的权益呐喊呼号,文章发表后引起各方读者强烈反响。他以审视、反省的眼光,总结出了中国记者身上常犯的“病”。
像手质增“伸”病——病状表现为采访之余伸手向基层单位要这要那,顺手牵羊。比如去酒厂采访,“顺手”要几箱酒,还让对方送到家里 。这类记者在被采访单位不仅白吃白喝最后走的时候还要白拿。
还有软骨病——有的记者一辈子只写表扬稿,一辈子报喜不报忧,一辈子只写所谓的“正面报道”。对社会上的假、恶、丑现象不敢、不愿揭露报道。
还有那富贵病——有的记者,年纪轻轻,对社会没有多少贡献,却时时在意享受所谓的“记者待遇”。 挑剔“基层”招待他们的烟、酒的档次太低,张口就要抽好烟、喝好酒,乱“宰”什么“李白斗酒诗百篇”云云。
更可怕的是膨胀病——他们以“大腕”自居,“无冕之王”、“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十足,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会,每到一处,牛气冲天,指指点点,俨然一个“救世主”,一点儿也不谦虚。
更可笑的是不食人间烟火病——有的记者平时高谈阔论,无所不通,但在实际采访中却往往脱离实际,即使是生活常识,也常犯指鹿为马的错误,给人感觉:一是无知,二是不切实际。给媒体、读者和被采访单位造成人为损失。
还有像什么懒惰病、谎言病、势利病、虚荣病等。 这种种病态必然会引起民众对新闻记者社会责任感的争议。尤其在进行隐性采访时,记者就更加要有自律意识。
四、对新闻记者社会责任感面临争议与挑战这一问题的展望
目前,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感引发的种种争议,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压力就是动力。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从新闻记者自身抓起。
第一要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正如《南方周末》的记者们说的那样:“我们一次次泪流满面地奔波在多灾多难的土地上,首先因为我们爱,因为爱,我们恨;因为爱,我们争;因为爱,我们以记者特有的方式,和土地,和父老乡亲血脉相连。”而这种深沉的“爱”,又何尝不是新闻记者社会责任的最高体现?面对这种发自内心的爱,人们又怎么会产生质疑?
第二就是要提高能力。对于学生而言,《南方周末》和《北京青年报》无疑是两份好教材;而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向这两家媒体学习也毋庸置疑!读过《南方周末》的读者,经常会为那一篇篇闪烁着真知灼见、具有前瞻性的深度报道而拍手称快。但是,在那些沉甸甸的文字背后,却是记者们对好线索好素材不辞辛劳的挖掘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高度统一。面对这样真实而又精彩的新闻作品,人们又怎么会产生疑问?
第三就是要摆正心态。俗话说:态度决定一切。近年来发表了震惊海内外的《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公选“劣迹人”引爆黑幕》、《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等一系列揭黑性深度调查性报道,对中国经济秩序的改革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的中国当代著名“反黑记者”王克勤,虽然自己生活窘迫,并且因为敢于说真话而常常受到威胁,在极其艰难的生活境况中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社会责任和良知,使他成为当代中国新闻记者的楷模。面对这样为民众不辞辛劳的好记者,人们又怎么会产生质疑?
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感面临的种种挑战,需要从完善新闻体制和保持新闻记者与时俱进的思想入手。新闻媒体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发展,不管是对中国社会、中国民众还是对世界来说,新闻记者都要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保持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坚定的朝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应对种种挑战并且战胜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