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知名主播幸运李咏 我的幸运舞台
人这一辈子,最幸运的就是干一份自己有兴趣的事儿,并能从中得到乐趣。我在中国中央电视台里干自己有兴趣的事儿,所以,我是幸运的…
听母亲说我是顺产,而且是在当天的晌午。老人们说,这孩子这一辈子都应该是顺利得福的。果然,一切顺理成章,高中毕业我就考进了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中央电视台。之前,总在电视里看到对这幢大楼的介绍,听老师讲这幢大楼里发生的这样、那样的事儿,但没进去过。毕业时全班39个同学(当时是建校以来播音系播音专业人数最多的一个班),只有我一个人走进了这幢大楼,成为CCTV的一名正式员工,记得这个名额还是国家人事部的干部指标。
当年,也就是1991年,央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电视节目主持人这个队伍,我是以播音员的角色加入这个团队的。蜕实话,我打心里对播音这行有点儿抵触,大概是由于毕业实习时认识了太多CCTV拍摄纪录片的大腕,像陈汉元老师、戴维字老师、屠国壁老师,等等,他们让我对在制作机房里熬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无心恪守本分做一名播音员。架不住我的软磨硬泡和自信满满,CCTV的领导最终答应了我换岗的请求,于是我开始做起记者、编导。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不是领导对我的妥协,而是CCTV对有抱负的年轻人的一种鼓励和扶持。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交通还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工资也不高,但自从做了记者和编导后,我便有机会走遍四面八方,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带着摄制组乐此不疲地到处奔波。在前辈、领导以及CCTV的呵护下,我拍摄制作的作品政府奖也拿了不少。从播音专业转行到记者、编导,我一千就是六个年头。
本来,记者、编导做得挺好。在《天涯共此时》期间,我整天录像,不是大陆的刘大妈找台湾的王大爷,就是台湾的王大爷急着找失散在大陆的刘大妈;要不然就是给几部大片配音,如《西藏》、《达赖喇嘛》、《香港沧桑》等,其余的时间里我就是东跑西颠地拍片。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在1997年,那一年香港回归祖国。当时我刚拍完"两岸杰出青年互访",完成了大型文献纪录片《香港沧桑》的配音,结束了三集系列片《共创繁荣》的总编导工作,就接到中文国际频道综艺节目《欢聚一堂》让我做当家主持的邀请。转了一大圈儿,我又回到了原地--电视节目主持人。
我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总导演郎昆先生对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没取想这一试,却让我告别了熬夜和留恋的制作机房。此次的突变,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不适应,也让我感到台里领导对我的信任。麦克风,还是那一个,只不过原来是放在桌子上的,现在我却要举到嘴边儿了。离本行走得太远,只好立正,转身往回走……
还记得,我第一次主持大型晚会是1998年,在遥远的加拿大多伦多,主持海外华人春节晚会《风雪桑梓情》。录制现场是加拿大国家电视台(CBC)1400平方米的演播室。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演播室,那么多的外国人。演播室的地面像镜子一样,所有到场的嘉宾黑压压一片,都穿着晚礼服。我没招呼过这架势!上台开场一鞠躬,抬起头,我吓了一跳,满眼只见脑袋不见大腿!风雪交加我忍了,寒冷无比我忍了,只工作未看景儿我也忍了,最让我郁闷的是回到国内进行后期制作。最终的合成时间是在年三十的晚上,国内"春晚"的直播刚刚落幕,我一直坐在后期合成机房的边儿上看着,却总不见我的镜头比现,好歹我也是代表中围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呀。忍不过去了,我就问总导演郎昆先生,为什么没我的镜头?全神贳注的他没转身,用缓缓的声音告诉我:"这事儿得问你自己,你的手为什么抖得像打摆子?你自己说了什么还记得吗?为什么不照稿子来?"一席话说得我顿时无语,一肚子的郁闷。我悔呀,悔得肠子都青了。我咬着牙下了决心,从此以后这种情况绝不会冉出现第二次。因为,身为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往小了说,我代表个人,往大了说,那就是代表国家。
有时候运气来了,你拦都拦不住。就在同年,CCTV推出了一档全新的益智栏目《幸运52》。主持这样一个新类型节目的机会几经辗转,最终落在了我的手上。脱胎于英国博彩节目的《幸运52》在中国无先例可循,它让我忐忑不安,更让我惊喜。说到这儿,我不得不感谢ccTV和所在频道的领导,他们的鼓励和l信任给了我自信,使我顺利化解了很多难题。我更感谢CCTV这个巨大的平台,因为她,我克服了很多困难,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因为她,我和观众关系贴近,彼此就像恋人。我也曾经无数次地怀疑自己能否胜任,但ccTv这种打破常规的用人方式,让我有机会取得了小小的成就。
上个世纪末,我个人把娱乐节目看做是"第三世界",它扮演的只是剩余产品的角色,是边缘的。但随着CcTV跨世纪的飞跃,"第三世界"成了"新兴市场".相对于成熟市场,再进步,发展中蕴含这极大的空间。具有巨大的媒体传媒价值。这是CCTV全市正在发展的新事物,成为"新兴市场"的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