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杨君访谈录

杨君，享有一定国际声誉的电视媒体人。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节目主持人，节目制作人，媒体战略研究学者，媒介与社会观察学者，影视评论学者。 现供职于中央电视台一套《社会经纬》栏目。
简历：
1985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工程系
1989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电视传播学研究生学习获电视新闻法学硕士
1992年参与创办中央电视台《环球经济评论》（《世界经济报道》的前身）
1995年参与创办《半边天》同时兼记者、主持人
1996年底，参与创办中央电视台《万家灯火》栏目，制片人
1997年与国家环保局合作世界环境日特别节目《为了地球上的生命》，为主持人与制作人
1999年7—10月主持并制作大型特别节目《国庆五十周年电视直播纪实》
1999年出版《英雄三部曲》，独创影视贺岁书的概念
2000年，获中国人口文化大奖
2001年出版《笑容》，著名作家金庸先生亲自为此书作序
2001年1月获得“新世纪百名杰出女性”称号
2002年选入WHO’S WHO世界杰出职业女性

周丽：杨君老师,您好。我听说2002年是您进入中央电视台第十个年头,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很高的知名度。祝贺您。同时我知道2002年初您加盟了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社会经纬》,其实您是一个非常明星化的新闻人,怎么会进入这样一个社会性很强的栏目呢?

杨君:其实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直非常喜欢评论节目和理性节目的,平常看得这种类型的节目也比较多。 比如我就长期看《拉里金秀》,那是一个相当严肃的节目,有时也很幽默。我知道目前电视界的有些人说我可塑性很强,适合各种节目类型。要我多尝试,我想可能是很多人看我的形象比较职业,也有时代感,但是我个人认为那都是指我的外在,不能代表我的思想。
       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部门是社教中心的社会专题部,我们的栏目几乎都是社会性的,是关注老百姓的,是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原来我们的部门没有这样细分,当时我们部门的栏目也是比较多的,内容也比较杂,后来社教中心整合,有一些栏目就分出去了,如读书节目,美术节目等文化节目。后来社教中心基本分为四个部门,社会专题部,文化专题部,科学专题部,教育专题部。而社会专题部的栏目主要有一些法制的,女性的,服务类的,但是基本上是属于有一些力度的节目。
像这样的有些力度的节目,中央电视台有一些,比如新闻中心的栏目《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等,这些都是在中央一套节目播出的,同时还有一个栏目就是中央二套的《对话》,再加上《新闻联播》,这些节目基本引导了当今的一些社会潮流,是中国对社会建制和政治形态的最好反映。具有比较大的新闻价值和观众号召力。同时也直接反应了中央的最新精神和人民群众的直接呼声。《社会经纬》是我们社会专题部唯一的一个在中央一套晚间9点挡播出的节目,由于是社会类节目,所以基本定位在一个调查类节目,反应社会的基本声音和意愿。今后我们还会拓宽观察范围,将一些社会的热点问题和社会现象潮流及时地与大家沟通。目前十六大提倡”依法治国”,我们的节目很多内容是有法律内容在内的,让老百姓用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也是非常重要的和必要的,我最近也业余时间进修律师的有关课程,希望可以对此有全面的了解,更好地为百姓服务,为节目服务。
       目前《焦点访谈》可以说是除了《新闻联播》外中央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了。说起来其实很有意思,本来我是很多次机会可以去《焦点访谈》的,但是都与她擦肩而过了。1993年,当时我刚来到电视台，《焦点时刻》的制片人找到我希望我加盟,但是那时候中央电视台领导要派驻我,所以就没能答应他们,后来《焦点时刻》的班底组织创办了《焦点访谈》,1995年夏天《焦点访谈》的一位制片人又来找我了,说看了我采访的一期节目,大家认为很不错,形象很大气,希望加盟,当时他们刚刚来了一个文学博士王利芬,还要找一个智慧型的,我当然有一些心动,机会不错,名主持敬一丹当时也在那里,但是领导挽留,于是有些犹豫就搁下了。到了1997年，《焦点访谈》的另一位制片人又来找我了,说我们刚刚在电视上看到你出像采访主持的世界环境日的节目,尤其是你们组织披露的长江百姓污染问题,很是触目惊心,你们这个独家节目很不错。评论部主任希望和你谈一谈,就这样我就见了那位主任,谈得很不错,甚至都商议要先试着做几期节目了,记者主持演播室出像。但是这一次我们是中心主任坚决不放人,说我们的骨干不能人才流失,就这样我的电视生涯就与《焦点访谈》擦肩而过了,而那位评论部主任几年后也做了另一个中心的中心主任,每次说起都笑谈此事的遗憾。否则,你们可能早就从《焦点访谈》里认识我了。
 

周丽：杨君女士,,据说从您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工程系到读完硕士学位长达七年之久，并且目前将要去拿北京广播学院的双博士学位，是怎样的想法推动您一步一步这样坚定地学习下去的？

  
　
杨君：其实这是一个从自然到自觉，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这样一段过程。比方说以前读书的时候-----那是1985年，那时侯读书人和现在的想法不太一样，那段时间科学的春天，全国读书热，似乎读书好的孩子才有出息，也没有象现在这样有那么多新鲜事物,电脑、娱乐，当时也有电脑，但似乎人们的兴趣不在那上面，也没有象现在出现的新人类，发型特别新潮。当时只觉得只有学习好，功课好,将来前途才有把握，想法就是那么简单。
当初由于我父亲的原因我学了工科。 小时候我文科非常好，文章写得好，音乐也学得不错,有老师说我的嗓子像我母亲也很不错，还常常有人夸我毛笔字也写得好，送去参加书法比赛。可家里人说学这些都没有用，说学好数理化----就是学好技术今后才不会吃亏。 好吧，那我就学电视工科，可是一考上电视工程科，北京广播学院没有一个老师认为我合适，所有老师都认为我是学文科的一个很好的苗子。
上了大学以后，老师提出，说我应该转系，就先看看我的英文如何，经过考试，我的英文成绩很不错，就让我转到国际新闻系，还有老师认为我的文章非常好，有的当作范文来读应该转文科。 可是父亲不同意，父亲是学技术的，做过电视发射，电视插转台，当时他做那种工作非常高尚，后来也为国防部门放过电影,所以他觉得我应该有很强的逻辑能力。
 

       还有另一个原因，我很喜欢诗，特别喜欢席慕容的诗，记忆中一本席慕容兰色封面的小书，席慕容头带着美丽的花环，并作成蒙那丽莎的形象，当时的我觉得太漂亮了，太有创意了，我很喜欢那本书里的诗。 记得住我上铺的一个女孩很会摄影，一次我们俩合作在学校办了一个影展，她拍照片，我为她提诗和定标题附在每一张照片的旁边，在当时引起哄动，摄影展的名字叫《冬天的太阳》，一个特别有诗意的名字，在学校哄动之极，于是当时我两个就特别famous，很有名，并且老师发现我这个姑娘很内秀的，从那以后，许多人就发现我的长处了，就劝我学文科，那么我就跳科考，没想到一跳科，我是那年北京广播学院研究生分数最高的，而且也是北京广播学院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跳科一次成功的学生，文科所有分都在85分以上，所以有人说我命里注定是要学电视新闻。
电视系，那时没有新闻，当时一共有六个研究生他们都分别比我大十岁，十五岁不等，有一个个子很高的师姐天天扛摄象机带着我，我当时很瘦小背着包。 其实我跟文科很有缘的，家里爷爷是学文的，妈妈也是学文的，所以自然转到文科不是很费劲，小时候我就背过很多古诗词，妈妈是学画的，我也学画，对色彩很敏感，并且似乎天然具有表达力，记忆力。 但学理科不同，学理科很内向、很理智，逻辑思维很强，有敏锐分析的能力，这是我那些年学工科留下来的，我到现在都很理智，比如有时我很开心时却很稳重，别人都很激动的，甚至很疯狂时，我却很客观，好象在很远的地方看一些事物，这些跟我学工科有很大的关系。
我考研的时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受到我舅舅家里表哥的影响，他是老三届的，上山下乡插过队,今年四十多岁了,他在三十多岁的时候上了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专业的研究生,而且是班长，我很羡慕他，记得我去参加他们班的新年联欢会,又去了他们的研究生楼,觉得研究生挺伟大,很了不起,所以就考准备考硕士研究生。当时想法特别朴素，也正是研究生给我一个思维雏形形成的阶段。
       在上研究生二年级时，老师觉得我的英语还可以,就让我开始尝试翻译广播学院演播室的英文技术方面的资料，与专业结合了，比如特技、音响，所有的电视设备的资料，当时我拿着字典，翻译得还比较成功，因此老师和校领导发现我这方面表现还出色，又给我翻译很多从国外带回的广播电视技术方面和艺术方面的资料,包括一些世界广播电视发展的趋势的书，那么这两年做得翻译很多。
        当时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有一本杂志叫《世界广播电视参考》,现在还有,当中有不少文章也是我翻译的，当时有一个英语编审盚冠村,拿来很多英语原版的资料，数量大,文章长,非常专业,现在看来翻译这些文章非常有用。为了翻译得好,还专门去国际新闻系借Rapid Reader 快速阅读,更好地理解新闻英语，还天天大声朗读中国日报，当时就只为完成作业，从那以后我发现自己有了一个国际化的视点，纵观现在的广播电视发展其实相当于世界广播电视发展十年前的水平，现在想想或者可以说那时我的思想就已经站在世界的前沿了。
       基于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关于CABLE(有线电视),国外的电视是有线网入户，而中国没有，现在依然如此，如果进入当地的有线电视网，也就进入了当地的电视主流，中国是以无线开放形式进行的，而国外是以收费的形式进行的。我就想中国能不能做个有线电视内容的调查,而当时中国有线电视刚刚开始发展。
于是我就决定做一个节目叫CABLE TV IN CHINA（有线电视在中国）都是说有线电视内容，而不是有线电视技术。做这个节目之前，我做了一个全国有线电视调查，和广播电影电视部地宣局一块。做了调查之后呢？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并自己又将这篇文章翻译成英文，然后找了几个外教帮我校对，然后我把它又做成powerpoint电脑幻灯，做完后我就去一个广播电视国际会议上做报告了。台下坐了大约三百名世界各国的电视人以及行业的专家，我是用英文讲的，大概一个多小时，讲演非常成功，常常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有一个潜智，越是比较大的场合，我发挥特别的好，其实原来的我属于比较内向的，而这次增强了我很大的自信心，并且使我觉得世界原来这么校当时有一个麦克罗汉的理论《GlobleVillage》又叫《地球村》这个理论说：再过若干年世界会变成很小的村子，当时人们想可能吗？All of world 太大了,“小村子”觉得不太现实,当时我就翻译了很多资料,就把“地球村”理论---------communcation传媒“地球村”理论引进中国，当时我导师作了一本书，就是现在中国传播学的教材，那么现在看来“地球村”都成为现实了，但十年前这仅仅是个概念，现在想想这个世界变化真的很快，当初一个无法想象的dream，一个概念现在就变成了人人皆知的生活中最平常的事了，所以我就相信是没有什么事是不会发生的了。只要是按规律来办的的事情，最终它会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一个灿烂的现实，或者是一个美丽的世界。
从电视系出来以后，我信心大增，老师就要我开了一门课，因为我原来是学电视技术方面的，后来转到学习艺术和新闻专业，那时候我发现中国的学生学习得太脱节了，我看到国外的很多学生，学习技术和艺术是结合在一起的，而在中国有很多人士搞画面的根本不知道画面是怎么出来的，搞音响的根本不知道调音台所达到的效果如何为画面服务，我认为由于技术知识的缺乏而限制艺术的想象力，所以我当时就开了一门课叫“电视技术和艺术”。

周丽：您曾作为美洲东方卫星电视台主持人，并且在中国是第一个驻外卫星电视台，您在国际上已有不小的名气，您能谈谈当时的经历吗？
杨君：中央电视台之所以后来有些国际方面的内容是由我去做主持人或是做采访的，最大的原因还是当年我翻译的那些世界广播电视发展趋势的资料，因为那些资料使我第一次全面的认知了世界广播电视、电影的发展，知道他们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因为经常给大家讲课，所以大家知道我对世界很多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的广播电视的状况都非常了解，知道他们都有那些名牌的栏目，名牌的电视主播，电影的情况是怎样的。
比如这次前两天举办的香港的活动，香港来了一特别大的电影代表团，大概是近二百人，他们来了就跟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合作做了一个特别大的活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要我就作为主持人出席这次活动，活动一共是八场大型访谈，每一次都非常成功。
我觉得这后来的一切成功和当年研究生时的清苦生活是分不开的，没有当年我抱着一本字典在图书馆里那些可爱的镜头，就没有后来能够走入世界的一种轨迹。
1992年我到中央电视台实习，当时中央电视台有关国际的内容非常少，那时侯只有两个频道，中央一频道和二频道，现在已发展到了十二个频道了，那时侯的有关经济节目、新闻节目也非常少，记得我刚来实习时是在海外中心，经济部听说我来了，就有两个主任来找我谈，说经济节目里面需要一些国际方面的信息，这样能表现出我们与国际方面有更多的联系，当时听说我懂英文，而且精通翻译所以就把我叫去作一些文字的翻译，那么我去了以后就发现当时刚开的《经济信息联播》，有关世界的经济信息不但没有，而且根本就不能形成一定的脉络、规模，然后当时我就提出一个建议说：我们能不能开一个栏目，就叫“世界经济报道”，一开始叫“环球经济”，那么也就是我们第一次把世界所有的经济信息和世界政治新闻信息汇集到一起，第一次我去访问了很多国家的首脑，比方说：日本天皇第一次来华，我就去访问了；西班牙首相的访问；包括很多很多政治人士，访问这些素材后,把这些经济的信息加在一起做一个评论，也就是最早的“世界经济评论”的前身叫做“环球经济评论”，结果没想到效果非常可喜，第一期节目做的西班牙和日本天皇，第一期做完之后，我们接着做了一期“发展中的汽车业”，那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荧屏第一次出现关于世界汽车发展和我国民族汽车工业发展的相关报道的节目，上下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汽车工业总公司张晓虞就说：我们从来就没有回顾和总结过我们中国民族的汽车工业和世界汽车工业之间的差异和对比，是这个节目给了我们视角。”
后来我就想为什么每次到了这个环节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声音出现，是因为我们缺少这样的人才。那么当这个节目做的非常成熟的时候，那时我们中央电视台建台35周年以来第一次要在国外建一个“TV STATION”一个电视台，原来是建一个记者站比如“新华社记者站”，我们中央电视台就只去两个人，发回来一些很短的消息，那时侯连记者站都没有，只有“新华社”有，我们中央电视台就想在美国Chicago建一个每天播出十二个小时全天候的中文台，而这个中文台当时说是可以进入当地的有线电视网的，后来争取了很多次也进了，但不是当地的主要有线网，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中央电视台也是第一次把我们自己的节目和声音通过当地的一个台向全世界播放，而现在我们中央电视台的中央四频道Channel-4 andChannel-9的信息号已经覆盖了全世界98%的国家和地区，但当时一个地方都没有，所以这个任务很艰巨，又缺乏经验。

  
　
当时中央电视台就跟Chicago当地的一个中国人,那个华人就是原来新华社派出去的，和他联系就在当地建了一个就叫“美洲东方电视台”，当时条件各方面都很艰苦，而微波传送、卫星传送都不如现在这么发达，所以这个节目磁带是在这边做好寄过去的，记得当时台里叫我到梅地亚去开新闻发布会，就要开拍一个《自新大陆》电视连续剧,加盟明星有刘信义,凯丽等很多影视界名人，我来主持，那么这个卫星电视台也就在1993年8月28日正式开始了。
正式开始后面临着很多困难，比方说制作问题，节目每天十个小时怎么做，而当时我就只是把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拿来经过重新包装，中间串接主持人，记得第一期节目就是我和channel-4的《中国报道》的主持人王世林主持的，很清晰的记得当时的情形：“你们好，观众朋友，世界各国的朋友们，我是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当时能说到这个声音时有种自豪感，我想到第一次代表中国，就像体育冠军第一次走向领奖台时一样激动、自豪，心里悠然而升的各种各样的感觉都融入到一起，使我觉得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原来我们可以通过很小的、很细微的工作来影响世界人民内心的感情，来影响中国在世界的格局和声誉。

当时觉得肩上的担子非常之重，为了来编排这些节目，我们都要经过很慎重的考虑，哪个放在第一期；是先谈中国的长城；还是说中国末代皇帝浦仪；还是先说中国现状很多各种各样的有趣的新鲜的事呢等等，那年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大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因为在那之前外国看不到中国电视剧，而且外国人不喜欢中国电视剧，但通过我们做了一期谈《三国演义》人物的节目，国外人也开始关注中国电视了，那一期节目播出后中央外宣的领导前来祝贺我们节目完成得非常成功。
也就这样我们台就开始步入正轨了，当时条件非常艰苦，记得台领导要求我们一个人要干三个人的活，因为经费和人手紧张,我是要做主持人、做翻译，并且还管理外勤，内务等。当时在那儿的人每人一个月工资才两百多块，甚至连打车的钱都不够，哪里都不能去,但当时的人思想都挺朴素，想法都很单一，还记得当时我很年轻,内心也很忐忑不安,不知道是否可以胜任这样的任务,业余时间拼命补课，就在那前后有一次在中央电视台的电梯里碰巧遇到几位台领导,我以为他们一定不认识我,因为台里的同事很多,但是有一位台长开口说,这就是我们要派的主持人杨君,她的素质非常全面。 我还是鼓足勇气说了一句,台长,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干好,因为我刚刚毕业!记不得哪位台长说,年轻人就需要锻炼,只要努力,你一定能干得好!我们相信你。几位台领导笑着下了电梯,刚才那句话算是对我的工作生涯的第一次鼓励,我觉得获得了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就这样,在这个很好的开头下,一做就做了十年。循序渐进,不断提高地做了十年，十年来我默默地培养了自己,同时中国电视也培养了我对她的由衷热爱。
而有时我认为我是中国广播电视发展的一位目击者，我看到他们每一步的发展，成长，成熟。就像看见一棵小苗逐渐长成参天大树一样特别欣慰，我就在树下，依然在此，它仍然在长，而这种感情很难用语言来表述，也正是这样我们中国广播电视慢慢走向世界，我仅仅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符号，作为个体的我所起的力量可能是微薄的，但是有很多很多我们这样的人汇集起来的力量是巨大的，而且给大家展现出的精神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我和中国的电视、电影包括中国的传媒是一体化的，我以个体形式在里面成长，但是无法离开这个根系,我就是她的一部分。有时候我又觉得我们是这棵万年青的植被和茂密的叶子,我附着在这个上面的时候，我会觉得它是如此的丰富多彩，我的生活就因此很有意义。
周丽：您喜欢中国电影吗？
杨君：中国电影我喜欢。
周丽：请您谈谈中国电影？
杨君：从中国电影的缘起来说，中国电视缘起就来自于中国电影，中国电视的拍摄技巧，编辑技巧以及后来的很多艺术方面的技巧都来自于电影，曾经看过巴赞的书《电影语言》这些都表明电影在一个世纪以前都非常辉煌，电影由于照片技术的发展，使它成为人们的一个能发挥想象空间的梦想的途径，那时侯电视传媒技术，电子技术还没有如此发达，所以人们觉得电影是世界的一个奇迹，电影从卓别林的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从黑白电影到彩色电影都逐渐走进人们内心世界。
比如香港电影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是世界上四大出口国家与地区之一，后来中国电影的衰落是由于电视的慢慢兴起，电视也就是由于电视技术和电子技术的兴起，所以电影的衰落也由于它的艺术形式的传播没有电视传播的那样快，而受到的局限。但影象的张力依然存在，画面感、形象感、质感的摄像技术是电视技术远远达不到的。还包括电影声音的处理等等。
我认为电影是一个承前起后的艺术形式，中国电影的前途依然在那，只是需要人们重新再一次革命了，需要人们再认识，再创造了，而不是说它没落了，我们从一个发展的观点来看，中国电影是属于阶段性的，每一个阶段有着特定历史时期所赋予的不同的内容，而当今的中国电影正处在一个徘徊的阶段，所以要借助于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和新的理念。但中国电影的人文思想是不能改变的，并且这也是电视所不能完全取代的。我认为中国电影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中国电影在一定时期昂扬了中国人的精神风貌，表现了人们不屈不挠的向往美好生活的理想。但中国电影由于拍摄人员的技巧和其他因素的制约，就使它不象美国好莱坞电影业那么发达，也由于中国电影的产业化不够，世界上许多国家电影是一个工业，所以能具有工业化的运作规模及发展，而中国电影的工业化时期还未到来，但我想会很快来的。那时侯中国电影就又突破一个阶段而走向辉煌。

  
　
当然这只是一个概念，我认识很多电影界人士，比如李安、谢晋、陈凯歌、黄健中等著名导演，他们热爱电影-------他们的生命属于电影，他们离不开电影，他们觉得电视无法表达他们内心的想法和他们那种人文关怀，所以他们热爱电影，还有很多电影演员都不愿意拍电视剧，他们认为电影能够是人物形象放大，而电视却让他们缩小，所以他们就选择拍电影，但条件非常艰苦，当然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物质条件，经济条件，更多的是为了一种感觉和一种梦想。他们是属于活在精神里的那种人。
周丽：您刚谈到梦想，请您谈谈您当年在大学时的梦想？
杨君：我当时的梦想非常有意思，大学时我的梦想是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真正有自己内心的色彩可以抒发的艺术家，也要做一个有艺术修养的杰出女新闻人,为中国女士们增光添彩。 但说起来好笑我高中时候很想当一个女厂长，谁都不会想到，我们家多是搞艺术的，我怎么就会有这么奇特的想法。
记得是在上初中时，我看过的一部电影还是小说，主人翁是一个很棒的女厂长，带领很多妇女自强，受到大家的认可与尊敬。 我当时非常崇拜她，但大概过去几年后这个想法就没有了。现在回想起，其实那个梦想和我的现在的工作也不偏离，搞媒体其实也就象一个工厂，制作一个节目也就是一家小型工厂，在任何地方都离不了一个综合素质的培养，和对一种事物的把握的能力，所以我想我也许现在就是我梦工厂的厂长。

后来我还有很多很神往的想法，我妈妈常说：你这孩子怎么会有这么多离奇的想法。有一度我特别想当女飞行员，我觉得特别帅,穿着制服，在空中翱翔，现在想来我所有的理想不是某一种职业的概念，而是一种境界罢,，我想有某种东西的飞跃，现在想想我的思想是在空中翱翔的。
我还想当一名画家，我从小就对色彩非常敏感，我也练过书法，练的柳公权体，并且国画中的竹子画得非常好，我在这方面有感觉有冲动，竹子的品格有志气也有一种骨气,我喜欢。现在我的职业跟画画有很多联系，因为我用画面感、形象感来塑造一种理想，所以我认为确如分析论所说的，这些都是一种思维------它只是某种思辩特质集中在某种事物的身上，而不是具体的职业的本身，后来这些理想都逐渐改变了。
但我很满意我的现在，包括我对电影电视，对传媒学的研究和体现,，对世界文化的研究和体现，对艺术的研究和体现，通过电视和新闻对社会的观察和体现，并去努力地尝试和实践，由于热爱这一切,因此我的内心十分丰富，同时对世界有了特别多的理解和感受，对人有了非常多的关怀，而且能看到事物美好的希望和绚丽的瞬间，所以我觉得活得很有意思。
周丽：您飞跃了许多美丽的梦想，也成为一名成功的制作人，请您谈谈如何做制片人及制作人的？
杨君：说到制片人、制作人，对我启发比较大的那是在1994年，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性时刻的“两会”召开，那年国家机构做出很大的调整，国家发生很大的变化，国家机构改革，增选一批新部长，那一年吴仪就被选为国家经贸部部长，为了配合举世瞩目的“两会”，海外中心新闻部决定由我牵头第一次制作一个专访各位新部长的“两会”特别节目《九四中国部长新思路》，部里要求节目一定要新颖,内容一定要深刻，要从各方面去挖掘，了解到这些新部长面对新工作的新想法新思路和新打算。当时这是一个比较难的题目，要能在短短的访谈时间里，能让这些共和国的部长们都敞开心扉，并且得要这些部长们谈话重点要点，而且要避免空泛。这在当时的新闻史上,也是一个大事件,因为我们的国家电视台,还从来没有制作过这样的让国家政要与我们直接对话的节目。后来,这个口子打开后,每年都有一些这样的节目和访谈。
因此当时对于这个采访工作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且和其他记者一起研讨，是否可以从每个大主题中找到一个谈话的切入点，从一个小角度来谈,可以让部长们松弛下来，而后很快进入主题。谈到收视率的问题，我便想到结合“两会”召开前后，反映角度要新，同时又是老百姓比较关心的热门话题，比如：《国家体委主任吴绍祖谈足球改革》；《电力部长史大桢谈电价》；《建设部长侯捷谈康居工程》；《林业部长徐有芳谈防护林工程》等等。这些策划都制定好，所有的联络工作层层报批落实下来后，才开始进行采访工作，对于不同的情况采访方式不同。
制片人与普通电视人,普通主持人不同,主要是要让工作程序化。我觉得做任何事都要理念先行，否则就会变得很盲目。其实要在电视节目中做到关注人们的精神和内心也是不太容易的，你比如我做的《往事》这个栏目，我们的《家》这个栏目，怎么找切入角度，才会让人的精神有回家的感觉，得慢慢靠积累靠悟，但起码要用真情实感，没有倾注自己真实感情的作品是打动不了别人的，当然就不成功。
做制片人视点要更高些，起码要有全局观念，制片人是在做管理，用人，贯彻落实并实施你对多个节目的意图和理念。体现整体栏目的风格和思辩追求。如果记者,主持人是一盘棋中的棋子,那么制片人就是下棋的人。当然制片人首先也应该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合格的棋子。古来就有”勇将以一当十”之说,当然也有很多制片人成了纯粹的管家，为很多事物性的工作所羁绊,经费,人员,联络事物,想各种节约成本的办法,环环节节,事必躬亲,而节目或栏目倒显得平平，我不反对这种经营型的电视人，或许也有自己的逻辑,但我主张制片人最好不要脱离节目，应该成为节目和栏目的核心,因为这样会促进自己思考和提高,并最终会提高整体节目质量,而一切运作也应该以节目质量为核心,其他工作要程序化,节约大量时间用在节目上,那是比较理想的。

  
　
周丽：1996年您参与创办一个中央电视台一套一个新栏目《万家灯火》,如何进行制作的，从开始的策划到招标通过？
杨君：当时一开始的想法就是要把《万家灯火》做成中国电视的《读者文摘》，而给予我巨大启发的是1990、1991年，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的研究生共同参与的《望长城》新记录片研讨会，当时纪实电视对于我来说是新的一种领域的学习，我们针对《望长城》的成功，展开了一场中国电视界纪录片的革命，那时实践和理论的电视记录的创作方法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也正是因此我与《万家灯火》结缘。
当初为这个栏目找一个好的名字，我和同事们反复争论，在许多个提议中挑出了“万家灯火”这四个字。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一本外国的杂志《读者文摘》，中国也有，因为侵权，所以改成《读者》。外国的《读者文摘》是一本经久不衰的杂志，开始是在一个小镇上办，后来发展的越来越大，规模也越来越庞大，据说，该杂志去了首都建了一座大厦，然后全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读者文摘》了，正由于他们杂志上摘登的文章很受全世界很多人喜爱，它便成为了一本关注人们内心世界和精神境界的杂志,教了很多人做人的道理和信念，虽然文字朴素，但很有力量，所以我认为从中可以借鉴许多成功的理念。

另一方面新栏目就应该具有独特的匠心，从选材和风格上做定位，纪实的观念更具体，记得1996年，我与熊文平、郝国庆等人最开始尝试《体验》一片，在实际拍摄中，隐蔽在双安商场中的几台机位和拍摄人员的焦急等待，为了能拍到最真实的效果，工作人员苦苦熬了数十个小时。
还记得1996年为了通过一套栏目的招标，我带着两位摄像师在一辆开往苏州的列车上亲自体验列车长的艰辛。制作节目是很艰苦的，但你一旦付出了是可以得到回报的,那就是再次鼓励了自己和别人的信心，最起码的是自己完成一件事情后的成就感。
周丽：我们认为您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电视人和非常国际化的主持人,作为一个在国际上知名的电视人,请您谈谈中国电视和世界电视的差距?
杨君：那一天你们的一位老师也曾问我一个问题，杨君你并不是那种出镜率非常高的主持人，由于天天强化出现而闻名天下，你还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
不像很多主持人那样利用一切办法提高曝光率，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而且明星化的感觉很强烈?
我想了想他说得有些道理。 我想客观地讲可能关键还在于这种国际影视的意识和视点，但是我很风趣地回答他，我说其实我有的你都你，唯一没有的是我的长相， 那是爸爸妈妈给的，或许暗合了现在的国际潮流?!
其实是不是有知名度,我觉得不那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能代表国家为中国电视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做出贡献,那么让我长成什么样子都很乐意。也很愿意。虽然我的样子让大家看起来很有国际化的感觉,其实我认为只有将国际化与民族化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有根。
我在很大程度非常本土化,民族化,比如我不喜欢出国,不喜欢旅游,主要原因是我离不开父母,离不开家,我无论走多远,一个星期不到一准想家,我是党员,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爱国家,爱中国人民。我喜欢学校,喜欢学生,喜欢年轻的同学们。所以也很尊敬教师。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做教师。
电视是一门来自集体的艺术，大家集思广益把思路汇合到一起，就会梳理出整个大媒介发展的趋势。如何切入是关键，我国就有很多电视人的思路有自己独到之出，并且能上升到一定的高度，那么就会在电视媒体的某一个领域是出类拔萃的。正是由于找到他们的思路的入口，新的世纪新的思维方式和理念也会给广大的热爱影视的朋友们一扇通向真实影视东方强国的窗口。
当然，中国电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从事影视若干年的“专业人”，居然对电影、电视的特性，电影、电视的基本本质以及他们在不同的交叉学科之间融合会贯通可能产生一些新的创造形式和媒体形式的理念，一问三不知，或者可以说是根本就还没入门，他们虽然在电视台工作，却还徘徊在这个影视媒体的圈外，这主要原因是思维的存在方式以及构想。
记得有一次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郑晓龙的谈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是电影《刮痧》的导演。他说：真正懂得影视或者在做影视操纵者的——是在中心地带的人，屈指可数，就那么些人。但是还有很多人都是在他们的外围，还有更多是在更外围，甚至于还有很多跟着起哄，看热闹。如果当起哄、看热闹和外围的人数的总量远远大于内部核心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呢？可能是由于人数众多，产生了巨大的误导吧。这种误导呢，也是一种导向，只可惜这种导向是错误的，但我们并不能察觉，因为人数众多嘛！这便会让影视走弯路。我经常回想起这段话，旧愈发觉得开展影视这方面的新思维的探讨是非常有必要和及时的。
电视创新意味着我们不能墨守成规，宏观上我们要有新的发展战略，微观上我们不断演绎革旧有的形式，同时并及时的进行总结。创新也意味着新的学科、新的形式的产生。新的形式如何在一名电视人的思维里产生？不能臆想，因为他有规律可循，形象的说，这如同化学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化合反应。元素之间的化合作用就会让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经过重新组合以后产生一个全新的事物。这个化合原理完全可以适用于任何艺术领域和传媒领域。影视的规律遵循的也是这种化合原理。我觉得特别是在影视领域里，我们一定要打破思维定式，在我们的生活过程中，常常有很多固定的惯性，束缚了我们的发展和创造。

  
　
中国影视的世界性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中国民族文化是否是具有国际性的问题。我们有很多说法：“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很片面的。为什么呢？民族的怎样才能成为世界的呢？民族的文化、民族的影视如何才能成为世界的有一个方法——就是只有你认为被世界所承认、所接受的时候，你的艺术才是世界的，才会具有世界性。
那么如何让世界接受和承认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针对我国现状，我们有很多电视节目在国内播出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有很多的受众有过同样的心理感受，所以容易引起共鸣，而如果这个问题上升到面临一个全球文化的大背景，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心理层面没有得到普及和达到共识，那从何而谈我们的劳动能得到大众的认可呢？当很多人还不清楚 是怎么一回事儿的时候，我们已经在那里剧烈的抒情了，所以李扬在香港一开始就是要把我们的语言方式，转化为当地的可以接受的语言方式，《三国演义》在那里就取得巨大的成功，2000年的“中国文化美国行”就是一个很好的树立我们中国自己形象的策划和操作。“只有你把自己最美好的东西拿给别人看，并且把道理讲给别人听，那么美好的东西才会得到世界的认同”。
后来我知道我们的“精神家园”是我们自己的土地和国家。中华民族的美德是我们创作中生生不息的源泉，清脆押韵的汉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它含义丰富，内涵深远。
对于此，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首当其冲，媒体的作用是巨大的，它的力量也是无形的。纵观中国电视在世界的排名，在有117个国家地区的排行中，我们无论是在规模上和制作标准水平上都无法与先进的电视媒体相提并论，仅仅排名在第50多位,一个很大的差距。
由此看来这个问题目前与中国媒体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在进入了全球化的体系中，和全球现有的意识形态和媒体有没有同步性？有没有冲突？有没有可比性？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我们研究。目前由于中国进入现代化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进入的，是将经济作为龙头的，那么政治、文化和社会化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明确的纲领和目标，就给我们媒体和意识形态的工作者带来相当大的挑战。因此我们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迅速在以主导的全球化下完成自己的媒体和意识形态的转化，是我们能在全球化的媒体格局中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和话语权。
因为电视在国民视角中是最有影响力的传媒载体，同时又是客观世界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是辐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里的媒体领域，所以一切不符合客观规律和运行机制的体系都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和改变，从而打出“电视强国”、“媒体强国”的旗帜，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了。